技术与就业是一个古老话题。很长时间内，省力新技术往往被排斥、抵制、封禁。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，人们常常引用的有三个：公元一世纪，罗马皇帝韦巴芗拒绝采用新机器运输神庙石柱，因为这会抢了工人的饭碗；1589年，伊丽莎白一世以织袜机摧毁工作岗位为由，拒绝向发明家威廉·李授予专利许可；1811年，工业革命中的英国掀起了以捣毁机器为主要内容的卢德运动。

每次出现新的技术浪潮，总会引发人们对技术和就业的激烈争论。罗珊·凯许的歌名“This has happened before”和卡门·莱因哈特的书名“This time is different”，可以很好地说明人们的两种基本态度。一部分人认为“这在以前发生过”，是老问题的重复出现，没必要大惊小怪；另一部分人则大呼“这次不一样”，要变天了，经济学理论要重写。此次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，大体也是以上两种基本态度。

技术和就业是一个“下限很低，上限很高”的话题。普通民众可以讨论原属专家的领域，能讲出道理，有自己的价值主张；专家们则极易受到民众的质疑和挑战，不管多么权威，不管研究多么扎实。

简单地讲，技术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，它可以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，拓宽人类生存边界；也会替代部分工作，带来所谓的“机器换人”和“技术性失业”。即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。

对两种效应的强弱程度和作用节奏，专家们难以量化，甚至常出现不同测算结果之间相冲突相矛盾的情况。人们在直观上能够感受到那些有替代风险的工作，却难以识别尚未出现的新岗位。而且，因技术失去旧岗位和获得新岗位的，不是同一拨人，也不是同步发生。因此，面对汹涌而来的技术浪潮，许多人感到焦虑和不安，政策制定者常处于两难的境地。

技术对就业影响的量化研究可谓汗牛充栋。尽管近年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均有极大提高，但人们仍然难以准确量化，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。

第一，就业率受经济周期、技术变革、产业经济、人口结构、就业政策、全球化、突发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。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，很难把单一因素从中切割出来进行讨论。

第二，量化结果难以被证实或证伪。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报告，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，并采取行动进行有效应对解决，那么报告中预测的情况就不会出现。人们也会实时调整自己的知识、技能和就业偏好，技术影响就业的外部条件是实时变化的，无法证明预测结果靠谱与否。

第三，人们难以预测新技术的未来发展，技术对就业影响的讨论就显得比较缺乏科学性。新技术会改变我们的世界，但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，产业界和学术界也常陷入预测的陷阱。例如：IBM托马斯·沃森（1943）指出：“全球市场可能只需要五台计算机。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德曼作出预测（1998）：“到2005年左右，很明显，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也就会和传真机差不多。”“十年后，信息经济这个词听起来会很愚蠢。”某知名企业家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放出豪言（2012）：“十年后，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占50%的份额。”

为更好认识技术与就业，有必要了解技术采纳和普及的特点——萌芽的新技术不会全部同时出场，更不会一夜之间为人们所采用，不会一下子取代人的工作。

蒸汽机在1830年之前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很小，直到瓦特改良蒸汽机100年后，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才达到顶峰（Nicholas Crafts，2018）。电动机亦是如此，美国花费了50年时间才把由电动机提供的机械动力提高到一半，又花费了10年时间提高到75%（Devine，1983）。农业机械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美国用了30年时间，农场拖拉机数量才超过马匹和骡子；用了40年时间，拥有拖拉机的农场比例由3.6%提高到80%（来源：卡尔·弗雷，《技术陷阱》，2021）。如下图所示。

汹涌澎湃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，它们的普及速度也没想象中快。我国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，用了超过12年互联网普及率才达到10%，用了超过21年达到50%（来源：CNNIC）。人工智能历时六十余年，经过多轮周期，但从市场应用角度看还处于非常早期阶段，美国企业的AI采用率仅有5.4%（来源：人口普查局，2024）。

技术的采纳和普及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，主要受技术完备度和经济性影响。

第一，技术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、跌跌撞撞的过程，需要时间不断完善。纽科门蒸汽机经过60多年的改良直到瓦特极大改进热效率后，才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；自动驾驶汽车上路已十余年，仍处于“限时限地限速”的试运营阶段。人们需要较长时间来推动与新技术相适应的次级创新，才能对生产力和就业产生实质影响。

第二，新技术只有体现出经济上的优势后，才能得到推广。新技术在早期往往价格高昂，需要资本投入量累计到一定程度，价格降低到与传统技术相比较的平衡点，企业主才会主动采纳。价格的降低需要较长时间。

人们对技术和就业的讨论是如此之盛，以至于忽视了那个基本常识——引起失业的直接原因和首要原因是经济衰退，而不是其它。

失业率和经济衰退紧密相关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美国失业率最高达到24.9%，出现在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——1933年大萧条。自1948年劳工统计局（BLS）开始发布月度就业数据以来，美国共有12次失业率高峰和12次经济危机，两者一一对应。失业率是经济活动的滞后指标，失业率高峰往往发生在经济危机结束后的几个月。如下图所示。

图 1948年以来美国12个失业率高峰及对应的经济危机

谈及技术与就业，言必称卢德。人们总是认为卢德运动是工人对机器的抗争，却忽视了另一个时代背景——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使英国经济变得十分恶劣，这对就业的影响十分巨大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，失业率随经济周期波动，而非技术浪潮。是经济萧条让人们失去工作，技术突破和创新反而是走出衰退的重要动力。

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，各国情况亦有较大差别。没必要过于担忧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正如劳伦斯·萨默斯所言：“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。但前进比后退要好，我们应该欢迎技术进步，而非拒绝它。”我们要做最积极的准备，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改革，使人们掌握适应未来人工智能变革的知识和技能；社会福利体系是人工智能时代根本性的托底制度，我们要大力完善。相信技术会使生活更加美好。